(70)基于此，有学者提出单行法先行模式亦有其现实意义。
虽然备案审查工作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1]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由于会期、人员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立法法》《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工作办法》)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法工委)主要承担备案审查工作。法工委具有采取一些特有解释方法的实践需求和理论必然，但也不能脱离法律解释方法论的基本框架。
在这一制度设计的框架下，《工作办法》第20条可以进一步理顺合法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的关系，修改为：对法规、司法解释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中涉及宪法的问题，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主动进行研究，提出研究意见，必要时，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并及时反馈制定机关。在拉伦茨的理解中，历史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在通过立法资料查明立法目的进行法律解释的活动中几乎重合。[2]参见胡锦光:《论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意义》,载《 政法论丛》2018年第3期,第3-10页;郑磊:《宪法解释与合宪性审查的关系——基于法解释二元结构的勾勒》,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17-23页;莫纪宏:《宪法解释是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重要的制度抓手》,载《法学论坛》2020年第6期,第16-27页。[27]前注(25),张志铭书,第276页。[48]单从法律解释的角度而言，下位法并未当然影响居民生活，也就无法作出与法律相抵触的认定。
法工委必须在国家机关权力分工的框架下尊重制定机关的政治空间，必要时，仅能要求制定机关通过修改或废止的方式调整相关规范。摘要: 备案审查案例的披露为学界提供了理论研究的鲜活素材。实际上，全国人大的决议与《选举法》都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宪法》中的适当名额，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专门职权，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情况，解释《宪法》第59条第1款，作出专门决定。
只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某个文件符合上述两种情形，比如进一步廓清了宪法条款中国家权力或宪法权利的内涵、外延，就可以初步认定为宪法解释。为了维护权力与权利统一体的内在平衡，宪法解释机关不得自我授权，不得实质变动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解释宪法权利应切实维护党的领导与公共利益。其判断标准怎样把握，如何在既有实践的基础上反思得失，以此为前提再对富有中国特色的宪法解释制度继续探索，这些都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74)与之不同，《宪法》第89条规定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予国务院的其他职权属于人大机关自身固有的法定职权，而《宪法》第124条中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既可由法律规定，更可由修改宪法、解释宪法的路径予以明确。
(47)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6页。譬如党中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合经济按劳分配的方式等宪法条款，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中，很难通过修改宪法明确具体含义，也无法由法律规范或调整，只能根据这些内容的实际情况作出宪法解释。
(19)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9、153页。不仅如此，现代国家消亡后自我异化的人终将回归于自身，(69)其政治与法律后果是国家权力随着国家的消亡的而回归于社会成员的权利，(70)也即公民权利。首先，全国人大的短暂会期，无法保证宪法解释程序的正常启动与解释的质量，基于其最高性和全权性当然推导出宪法解释权，既不符合宪法明文规定，在理论与实际两个面向的弊病也早有充分论证。(59)《宪法学》编写组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7页。
注释：①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求是》2022年第5期，第4-13页。⑩栗战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20年5月2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载《中国人大》2020年11期，第17页。《宪法》序言则明确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对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的领导，总纲第1条第2款更确立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核心地位，所以党是总括各方利益的宪法主体。议案进入会议议程后，再按照第13条、第14条、第25条的规定，向会议说明、提供有关的资料，会议听取说明后分组审议，并按照具体涉及的宪法条款、现实争议，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
(33)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39页。(47)其中，宪法解释之于权利保障，便是阐明各项权利的内涵、外延，厘清权利与权力的边界关系，这对于加强合宪性审查的实际功能、维持宪法自身的融贯性都不可或缺。
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5版。落实党中央的重要号召，必须首先深刻扎根于我国本土宪制，而非任凭欧风美雨浸淫的制度移植或理论嫁接，秉持形式与实质并重的逻辑思维，系统考察现行《宪法》实施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通过某些文件开展了宪法解释的具体实践。
它作为宪法解释的理由在于：第一，明确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宪法依据。否定说其他派别的漏洞分别在于：有的将宪法解释限定为检验法律合宪性的工具、人为制造出解释机关与立法机关的二律背反，这就忽视了宪法解释直接调整国家机关与宪法权利主体关系的功能，也会从根本上动摇现行宪法解释体制的合理性，窃以为不可取。《分配方案》作为宪法解释的原因有二：其一，进一步明确了《宪法》第59条第1款中适当名额的具体含义。(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国安决定》，将宪法和法律规定中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授予国家安全机关。《宪法》第67条第1项包含了监督法律实施的实质。
法律解释可作为探索宪法解释法定情形的起点。比如，2019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正是因为不能为了创设监察法规制定权而频繁修改《立法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4章对监察机关各项权限的列举中，也并无对应的解释空间，这意味着特定的宪法问题不宜法律化，至于该决定是否构成宪法解释，笔者以下将给出论证。
就此看来，只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某个文件明确了宪法条文的具体含义或宪法依据，并解决了修宪、立法、修法、释法都无法胜任的特定宪法问题，就应当认定为宪法解释。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强调它是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可以制定监察法规，(43)说明此前已有包含监察法规制定权的法源。
(48)又如，2014年5月演员黄海波因嫖娼被收容教育，先后有108名与40余名法律学者、律师、公益人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联名信，建议根据《宪法》第37条废除收容教育制度，(49)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也三次提出相关提案，并在2018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建议进行合宪性审查。(二)主动解释程序不明实质宪法解释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依职权自行开展的主动解释，但理论界的相关表述大多较为原则性。
宪法实践与学术研究似乎都默认，主动宪法解释只在封闭的权力系统内自行决断，它的核心主题就是解决涉及重大改革发展的权力配置，而被动宪法解释则以获取、回应权利保障的社会需求为主。(46)这里的宪法权利，包括《宪法》第2章列举的各项公民基本权利，《宪法》第8条与第11条中各类企业事业组织的权利，第10条第3款与第4款中的土地使用权和征收征用补偿权，以及第13条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三、实质宪法解释的不足(一)不涉及宪法权利条款实质宪法解释的首要缺陷，是忽视宪法权利。(53)参见张春生、秦前红、张翔：《推进合宪性审查 加强宪法实施监督》，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第7页。
这要求对《议事规则》进行适度修正，把主动解释的审议、表决，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展较为成熟的议事规则中来，明确区分宪法解释与法律，并保证宪法解释的科学合理。(15)该书一位主编者随后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至今没有作出按照正式的‘宪法解释文号制发的解释案，往往以法律解释来代替宪法解释。
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仍将高度依赖国家力量，甚至在国家消亡之前，各类政治社会里国家机构的权力或某个具体的国家机关权力仍会普遍呈现出偏离历史总趋势的暂时性扩张，这也符合历史上对权力扩张本性的经典表述。(64)因此，两高向常委会报告工作并无争议，实践中也从不成问题。
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会在任期结束前为少数民族代表的适当名额制定分配方案，形成了长期的工作惯例，也是各级人大选举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这些宪法解释在实践中已成为我国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由最高政治文件与最高法律文件的双重确认，中国共产党得以代表并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统摄国家机构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并促成二者的相互平衡与共同发展。
②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01页(41)诸如此类的讨论涉及行政法法典化的本质、规模、层次、抽象程度、阶段性任务、需求的回应性、行政法体系的完备性以及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联等诸多问题，主要的争议在于：内容以程序为主还是程序与实体并重。(59)应当讲，行政法法典化离不开行政法(学)的体系化支撑与体系性思维。2021年8月公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要求加强规范共同行政行为立法，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
这个光谱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它是否是一个法律领域的唯一来源。未来如何对公众行政法权利保护体系加以确认，从而真正建立起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关联，为公众合法权益的有效救济建立严密的网络，确保任何一个行政法权利遭受公权力侵害的公民均能够诉诸法律途径获得救济，成为行政法法典化必须应对的课题。
裁量权和机器学习、算法决策、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关系。(11)See Timothy H.Jones,Judicial Review and Codification,20 Legal Studies 517,518(2000).(12)参见前引⑧，第211页。
故美国最终颁布了混合型的行政程序法典。(130)针对这一情况，学者们坚持体系性思维和民主性导向，在理论研究上从一个连贯的整体出发，以一揽子的形式具体规定了行政法的具体要求，以使行政行为合法化，并确保行政机关尊重法治和个人权利，这也成为欧盟行政法法典化研究小组第二阶段的重要工作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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